一、资本、技术及其同盟化

马克思曾从预付金、生产要素、生产工具、生产关系、权力象征、社会力量、积累起来的劳动等方面对资本作过论述。基于劳动二重性理论，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的二重性：与具体劳动相结合，资本是物，如预付金、生产要素、生产工具，“资本是由用于生产新的原料、新的劳动工具和新的生活资料的各种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组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3页）；与抽象劳动相结合，资本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权力象征、社会力量，在本质上，“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2页），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8页）。马克思的资本范畴的深刻之处在于：透过资本的物的存在表象而深入揭示其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

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最终将走向消亡。这蕴含于马克思关于资本范畴的另一个阐述即“积累起来的劳动”中。“资本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都是劳动的创造物，劳动的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作为进行新生产的手段的积累起来的劳动就是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3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同上，第726页）由此可知：其一，在资本出现之前，“积累起来的劳动”就已经出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二，在资本出现之后，尤其到了资本主义阶段，“积累起来的劳动”转变为资本是需要条件的，即“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此时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但并非唯一形式；其三，共产主义社会仍然需要劳动，仍然会有“积累起来的劳动”，但由于已经失去支配活劳动并实现价值增殖的条件，它将不再表现为资本，而是以其他形式存在，并作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手段。

先有资本萌芽然后才有资本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资本主义是资本的成熟和完备阶段，实现了资本的制度化和普遍化。伴随着原始社会晚期私有财产和私有制的出现，原始的、偶然的、个别的资本细胞就已经开始萌芽。公元前25世纪至前24世纪，巴比伦就出现了以楔形文字印刻在陶片上的贷款合约，证明当时已经有了借贷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么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2页），取而代之的是“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同上，第873页），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开展了普遍化的扩张运动。“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同上，第171页）随着商品贸易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渐扩大，原始资本开始向现代资本转型。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特殊商品——劳动力——的出现，为货币能够更多地转化为资本提供了前提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求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的资本成为一种主导的、制度化的和普遍化的存在。

技术是与人类始终相伴的永恒范畴，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方式。通常认为，“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猿揖别的分水岭，这其实是以技术作为人类诞生的标志。“作为使用工具而言，自有人类起技术就存在了。凡我们历史记忆可及之处，都有技术的存在。”（雅斯贝斯，第138页）从早期人类开始，需要与满足需要的能力之间的差距就已经存在，人类为了满足需要而在劳动过程中不断积累经验，进而形成了技术。人类的需要不断增长，这种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着人类不断追求技术创新。“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68页）新技术发展不断推动劳动工具革新，进而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技术定义了人类文明的演化发展，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技术发展史。

马克思主要通过分析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马克思在论述中使用的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即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利用技术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阐明了资本与技术的同盟化关系。首先，资本与技术在适应资本主义市场需求的机器大工业生产过程中走向同盟化。一方面，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时，国内外商品市场扩大，商品需求激增，市场竞争激烈，这迫使资本家积极应用科技创新来开展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进而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以及超额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使自然科学（技术）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63页）。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同上，第357页），因为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大规模生产过程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实践基础，“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同上）。技术创新是在原来技术基础上的改进，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资本主义的机器大生产实践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实验、观察以及大规模产业应用的条件。

其次，技术是资本控制工人劳动以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之所以会应用技术，是因为“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99页）。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来源于活劳动，因此，技术的应用实质上主要是为了控制工人劳动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300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同上，第366页）。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就是使技术成为资本控制劳动、追求更多剩余价值、实现价值增殖的工具，由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同上，第357页）。从此，科学为资本服务使得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

再次，资本的有机构成趋向提高的规律其实也是资本与技术同盟关系日趋紧密的规律。根据劳动过程中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形成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是指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其自身价值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在生产过程中不创造新的价值；可变资本是指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它创造出剩余价值，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07页）剩余价值率（m'）=剩余价值（m）/可变资本（v），为了提高剩余价值率、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资本家必然千方百计地将更多的资本投入不变资本，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机器代替工人，减少可变资本投入，这导致资本有机构成趋向提高，也使得资本与技术的同盟关系日趋紧密。

最后，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与技术的同盟才能最终走向解体。“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同上，第451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历史范畴的资本将走向消亡，而作为永恒范畴的技术将继续与“积累起来的劳动”的新的表现形式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与技术的同盟将最终走向解体。“只有工人阶级能够……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把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兜售者、追逐名利的国家寄生虫、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思想家！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04页）与资本同盟解体后的技术将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其在资本主义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异己力量将被克服，变成服务于人民福祉的力量。

在当代实践中，资本与技术的同盟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技术的资本化。一方面，技术的物质表现形式（如机器等）被资本家购买，其作为不变资本实现了资本化。另一方面，通过技术专利制度，技术可以凭借专利权直接成为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占总资本的股份比例分配增殖利润，从而获得资本的属性。二是资本的技术化。一方面是资本的技术化运作。资本按照技术的规则布局和运转，以便更多更快地获取剩余价值，具体表现有：资本的技术构成、资本积聚与集中技术、资本剥削技术、加快资本周转技术、不变资本节约技术。（参见王伯鲁，第136-138页）另一方面是资本转化为技术。资本被投入到技术研发的全过程，转化为最新科技成果，这直接关联着资本竞争和国家竞争的最终结果。三是资本技术的产业化。产业是资本和技术施展才华的舞台，资本和技术只有投入到一定产业中才能发挥作用。在市场经济中，资本根据市场需求被投入到相应的产业，利用更为先进的技术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提供更优的服务，进而实现资本增殖；反过来，技术创新的成果也只有通过资本运作实现有效的产业化，呈现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商品和服务，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以及在产业化的大规模应用过程中获得改进、更新和升级。

三、金融资本、高科技与生存世界的深度异化

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普遍现象：一个事物的优势所在往往正是其脆弱点之所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同上，第580页）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满着二律背反：劳动效率提高却导致饥饿和疲劳增多，财富增加却导致贫困加剧，技术进步却导致道德败坏，人类主体性的崛起却导致人的奴役化，科学的光辉更凸显出人类的愚昧无知。马克思还深刻分析了资本与技术双轮驱动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四种异化现象，即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异化、生产过程与劳动者的异化、人的类本质与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资本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创造了一个异化的现代化世界。

当前，金融资本和高科技已经成为资本和技术的最新表现形态，它们紧密结合并深入渗透到经济生态圈、政治生态圈、文化生态圈和社会生活生态圈，在人类生存世界逐渐构建起一套强大的权力体系。资本的表现形式已经从最古老的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转变为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金融资本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日益走向虚拟化、数字化，进而促使人类生存世界日益走向金融化。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传统金融业务不断创新和升级。由高科技与金融资本构成的资本技术权力集团通过技术专利、风险投资、股权并购、期货期权等方式，占据国际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的顶端位置。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金融体系、媒体系统以及其他技术体系等以网络方式形成新权力单位，这些网络式的权力单位不断扩大其网状权力，在全世界像蜘蛛一样到处结网，控制人们的行为空间和言论空间，并逐步把各国政府变成全球资本和技术系统的代理人，这种新型系统化权力非常可能在未来拥有世界政治的实权，而国家只是拥有权力的代理人。（参见赵汀阳，第261、278页）由政府和国家掌握的传统的世界权力，正在或已经部分地被由资本和技术所构建起来的新型权力替代，人类逐渐进入一个资本技术统治的时代。在金融资本与高科技相融合的当今时代，人类的生存世界正在走向深度异化，并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一是人类的生存世界逐步被全面控制。资本和技术极大地增强了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当前，人类对象性活动的范围已经扩展到宇宙太空。人类实践所到之处的自然最终都被对象化为生产要素，被资本化——以资本逻辑为根本法则，以高科技为主要工具，以资本增殖为终极目标。对自然世界的控制同时也在构建对生活世界的控制。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和技术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进行控制，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43页）。面对资本和技术的“专制”，工人难以反抗，因为技术的进步、机器的改进使得雇佣工人大量过剩，形成一个边缘化的“备胎群体”。被控制的对象也包括资本家，因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同上，第269页）。

随着金融资本和高科技的发展，以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为基础的金融资本集团使人类进入一种总体的受控制状态。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人类的社会控制不再令人感到痛苦不悦。越是在经济发展水平高和先进技术应用广泛的地方，人类越是处于无所不在的监控之中。便捷的移动互联网已经锁定了人，主体趋于客体化。资本技术集团通过网络爬虫等智能工具，可以对具有内在需求和偏好的人（互联网所联结起来的实质主体）的网络操作行为所留下的痕迹信息进行搜集、抓取、筛选和分析，使其反馈为网络指数和云数据，进而使主体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被数字化，最终以对象化形式呈现出来，成为可以被资本和技术加以控制和利用的对象。信息化社会是一个无隐私的社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转化为数字信息被客观地存储于虚拟的网络世界，虚拟网络世界的信息甚至可以精准描画个体思想和行为的现实图像。服务即权力，人们日益依赖于资本技术系统所提供的生活服务，这赋予资本技术集团一种权力，进而催生了一种新型的全面专制。当前的银行、互联网、传媒、市场等系统已经初步或部分实现了服务与权力的合流，而未来的资本技术体系将形成提供全面系统化服务的全面专制。（参见赵汀阳，第255页）在这种系统化控制中，人们往往乐在其中，非常享受这种“自由的枷锁”。

这种系统化控制还深入到人类的精神世界，颠覆和重新定义着人类存在的价值意义。马克思提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大拜物教，认为资本是一种强大的决定人的主观意志的意识形态力量。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对科学技术进行批判，提出科学技术也具有意识形态的作用和特质。资本与技术的强大意识形态力量，深刻塑造着人们的兴趣爱好、需求偏好、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在资本技术集团的操控之下，真相不断被解构和颠覆，人们离真相越来越远。真相就是事情的真实情况，是人们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的基础，是人们作出判断和决策的依据。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爆炸”导致人们信息超载，不能更清楚地看到真相——真相淹没在泛滥的信息大潮中。同时，现代媒介集团不仅决定了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还生产和制造信息，决定人们接收信息的内容，进而操控和利用真相，导致人类进入“后真相时代”。所谓后真相，并非真相不存在、没有真相，而是真相被操控和利用，与假相交织，被淹没和遮蔽。在市场领域，资本与技术掀起了消费主义浪潮，人们的需求不再是自发产生，而是被创造的对象——通过现代广告创意和媒介传播，带来新的市场法则的变革：从适应需求转向创造需求，从抢占市场转向创造市场。大数据算法充分发掘个体的兴趣爱好，并向其提供精准的信息推送服务，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和看到的“真相”已被操控和利用，人们的价值观被资本和技术定义，个体独立思考的主体性被削弱，意识形态化的资本和技术定义了现代人存在的价值意义。

二是人类的功能和价值被逐步替代。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会造成相对过剩人口。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资本家总是不断改进生产技术、采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来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随着市场竞争推动技术进步和技术应用的普遍化，整个社会总资本中的不变资本的比重日益增加，可变资本相对日益减少，资本有机构成最终逐步提高。可变资本减少意味着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而劳动力人口供给却迅速增加，这样就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人口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27-728页）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技术进步促使人的手工劳动进一步被机器替代，进而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失业人口增加。“技术愈发展，人的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所代替。”（《列宁全集》第1卷，第84页）马克思进一步认为，随着资本和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498页）。

前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的科技进步对劳动者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其功能的替代，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技术、基因工程等集成创新，对劳动者的影响将转变为对其价值的替代。赫拉利认为，人类有两种基本能力——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在机器与人类竞争仅限于身体能力时，人类还有数不尽的认知任务可以做得更好，然而，一旦机器在认知能力上超过人类，则可能会创造出一个全新而庞大的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的无用阶级。（参见赫拉利，第286、293页）这并不是幻想，而可能是即将到来的现实，因为资本推动科技创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已经显现出从功能替代转向价值替代的趋势。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资本更多地投向智能机器而不是更多地雇佣劳动者，资本的有机构成极大提高，大量劳动者将在与智能化机器的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尽管未来社会会出现一些新的岗位，但智能化只会越来越多地代替人类原有的劳动岗位和价值空间，新岗位的增长速度难以赶上原来岗位被替代的速度。“从生物技术到人工智能，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爆炸式创新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意义所在。”（施瓦布，第100页）人的价值意义生成于劳动实践，即人在劳动过程中建构起了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并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确立了人的价值意义。当人的劳动功能被替代了，从身体能力到认知能力被智能机器全面超越和替代，其存在价值也就丧失了。人类将走向深度异化，变成非人化的存在。

三是人类的主体性存在可能被颠覆。这种存在论颠覆首先表现为人类自我毁灭的风险。核武器的诞生是这种存在论颠覆的开端，时至今日，人类已经拥有足够摧毁自己数次的能力。虽然现在可以靠所谓的“核恐怖平衡”来遏制人类将核武器应用于战争的非理性冲动，但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的理性是不一定可靠的。资本所造成的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在经济（金融）危机时刻尤为凸显。在矛盾日渐尖锐化的背景下，核武器技术的进步并未使人类变得更加强大，相反，却使人类越来越脆弱，人类仿佛一步步逼近悬崖的边缘，稍有不慎，就可能粉身碎骨。

其次表现为人类自我改造升级为新的物种。当基因工程、新材料、3D打印等集成创新使得自然老化衰退的人类器官可以被科技制造器官更换升级时，人的存在也将发生改变。现代高科技正在从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上对人类进行改造升级：人类体力获得极度增强，正在加速实验中的人脑与AI结合的新技术已经开始为人脑扩容。人们在更换汽车零件的时候，可能赋予该车更多的功能，例如让它可以在天上飞、在海里游。但是，一辆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零件均被更换过的汽车，还是那辆汽车吗？同样道理，科技赋能后的人类不仅可能永生，更有可能被赋予远远优越于自然本能的超强能力，这是一种存在论级别的生命升级，是一种更强的、更高级的新存在，但还是作为人的存在吗？

最后表现为人类创造出自己的掘墓人。马克思曾预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80页）人工智能就是这一预言的当代实现。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功能和价值替代仍属于“奇点”之前的范畴，更加令人担心的则是“奇点”之后的人工智能，其使资本和技术对人类从功能价值替代转向存在论颠覆。人工智能如果获得与人类一样的智慧，拥有自己的欲望、情感、语言和反思能力，则将成为一种超越人类的新物种，成为一种超越人类的高级存在。欲望既是人类追求进步之源，又是产生矛盾之源。当人类的欲望与智能人的欲望产生冲突时，这种新的高级存在则可能会对人类作出消灭行为。“奇点”之后的“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最后的发明”。因此，人工智能不再只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而将会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现代性的生成和发育导致“上帝死了”，现代性内置的矛盾如果不能化解，将导致“人死了”。

四、资本技术统治的国家规制

资本增殖和技术进步的积累看似使人类成为大自然的强大主宰者，实质上则是人类脆弱性和风险的迅速积累，使人类走向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在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面前，现代性的批判显得苍白无力，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也沦为趋于破灭的幻象。金融资本与高科技的同盟将继续加速推进这种趋势，因为浮士德精神驱使具有主体性思维的现代人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人类已经进入现代社会“进步强制”的网络体系之中，资本技术权力集团不会因为潜在的风险而停止前进的步伐，人类现代化列车的奔跑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但是，没有制动的列车，其速度越快则其风险越大，谁能够约束住强大的资本技术统治权力呢？首先，资本技术权力集团无法实现有效的自我制约。资本不断扩张的本性及其运行逻辑决定了资本技术权力集团无法进行有效的自我制约。按照自由市场原则，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资本集聚和集中，形成资本垄断，进而加强资本技术权力集团的力量。其次，原子化的普通民众也无法有效制约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往往是由高度组织化的企业集团所控制，并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对政治过程产生强大的影响。而普通民众往往处于原子化的状态，虽然有些民众也会结成特定的利益群体，但是，他们的组织化力量远远小于资本技术集团。金融资本与高科技的深度结合将会形成更加强大的、富可敌国的资本技术权力寡头，他们将根据市场的运行逻辑，占据现代科技的制高点，以不断创新的商品和服务为载体，成功地“俘获”广大民众，民众会不自觉或心甘情愿地成为资本技术系统化权力的“俘虏”。

只有国家的力量才有可能有效规制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89页）恩格斯的经典论述突出强调了国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国家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力量，应当缓和阶级冲突与矛盾，并将其保持在一定秩序范围内，避免人类走向集体的自我毁灭。这为化解资本技术统治给人类带来的冲击和颠覆指明了方向。

但是，国家具有的是规制资本技术系统化权力的可能性，并不是必然性，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就没有这样的规制能力。马克思认为，生存世界的异化并非技术本身造成的，而是资本逻辑所致，源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95页），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维护自身统治地位的工具，为资本增殖服务。“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本质并不是政治权力之间的制衡，而是资本权力对政治权力、资本技术集团对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政府的规制。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无法制约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而且还要为资本技术权力集团服务，以保障和巩固资本技术的统治权。

只有无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规制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国家最终消亡之前，无产阶级需要通过革命掌握国家政权，以国家力量来规制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打破资本与技术的同盟，将科学技术从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变成人民的力量。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对资本技术集团形成了强有力的规制。

从历史传统来看，强国家的传统奠定了当代中国通过国家力量规制资本技术系统化权力的基础。这一点从西方和中国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近代以前，西方长期存在一个高于王权的超验性的宗教神权，以王权为代表的城邦国家受到神权的制约。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的，而欧洲的封建制和宗教神权决定了有限王权无法有效整合贵族、僧侣、骑士、商人等阶层，国家力量相对较弱。资产阶级崛起以后，将国家视为“利维坦”，认为作为国家最主要机构的政府是“必要的恶”，倡导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只是“守夜人”，主要应该由市场之“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行政、立法、司法的分权制衡和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尽管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被有效限制，但最终都从属并服务于资本技术权力集团。在中国，秦统一六国以后总体废除了分封制度，代之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意识形态上，中国的宗教神权处于王权之下，是巩固和加强王权的工具。以儒法为核心、综合百家的学说构成了帝制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思想资源。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一导致了经济权力的边缘化，商人总是设法在儒法政体的框架内争取权力，而其所采取的行为和策略最终只能进一步巩固国家的权力。（参见赵鼎新，第12页）在帝制时代，中国商人阶层始终受政治权力节制，从属于王朝国家，在传统“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中，代表政治权力的“士”处于最高位置，而代表资本权力的“商”则处于下层，商人不能占据核心的政治地位，城市中从来没有产生过能够平衡或对抗国家的强大资本力量。

从当代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构建了有效规制资本技术系统化权力的强大国家力量。资本的消亡是一个历史过程，技术与人类存在始终相伴，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需要利用资本和技术来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资本和技术具有极大的工具性存在价值。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积极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优化市场环境，培育市场主体，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

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坚决地遏制资本技术集团权力化的冲动，将其牢牢地确立在为人民服务的定位上。一是秉承《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反复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为资本技术集团服务，而是规制资本技术系统化权力，并使资本和技术为最广大人民服务。二是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勇于自我革命，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严厉监督和惩治资本技术集团对党和政府的渗透和腐蚀，积极构建“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三是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

从资本与技术双轮驱动下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国家规制资本技术统治权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抑制资本和技术导致的恶的风险，如核武器、全球气候变暖、人工智能武器化、总体性战争等对人类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二是利用资本和技术促进善的目标，如普遍安全、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美丽环境等，增进人类福祉。三是利用资本和技术发展维护人的价值，积极丰富和拓展未来人类劳动的新领域，推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未来是当下时间性和逻辑性的延伸，资本与技术双轮驱动的现代性已经展现出人类未来的逻辑隐忧。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人类面对的是“存在还是毁灭”的问题。资本技术统治所导致的人类生存世界的深度异化，其本质是发端于西欧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文明模式的危机。避免集体毁灭而保持人类的持续生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以规制资本技术的系统化权力，让人类现代化的列车始终行驶在服务于人类福祉的轨道上；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性力量规范社会秩序、化解矛盾，彻底改变人与人尖锐对立的交往和组织方式，创造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